1911年，潮州知府陈兆棠被捕，革命军让他拿出十万元来换命，陈兆棠却宁愿被处死：“死就死，哪能拿钱帮助你们谋反？”革命军怒了，朝他开了13枪处死了他。陈兆棠这话倒是说的貌似大义凛然，实际上他是一个恶贯满盈的魔鬼。
1911年11月，潮州城落入革命军之手，末任知府陈兆棠被生擒。接手政权的人急需饷银，便向他摊了底牌：十万银元买命。这价码于他而言并非拿不出，可陈兆棠硬是一口回绝。
他倒不是真的视死如归，而是至死都在盘算——既舍不得钱，又深信大清根基尚在，犯不着把家底扔给一群“乱党”。片刻之后，他被绑在校场木桩上，行刑队连开十三枪，结束了他贪婪又血腥的一生。围观百姓随即放起鞭炮，声浪中夹着无数冤魂家属的哭喊。
陈兆棠这种守财到死的顽固，根子全在他的来路里。
他出身湖南桂阳的官宦世家，祖父陈士杰是湘军悍将，跟随曾国藩一路追杀太平军，靠累累战功坐到了浙江巡抚的高位。生长在这样的门庭，陈兆棠自小不曾碰过书本，整日斗鸡走马。家里也不以为意，反正朝廷有“恩荫”的路子，便凭借祖父军功给他补了个知县，分发四川。
刚到四川时，陈兆棠也曾装模作样地断过几桩案子，想博一个能员的名声。但他很快发现，在这污浊的官场里，不送银子就永远坐冷板凳。他脑筋一转，索性干了一桩彻底的狠事。当时川中有一块田产纠纷，不过两姓之间为了水渠争讼多年。
陈兆棠硬是将这桩寻常民事案，办成了“会匪煽惑乡愚图谋不轨”的重案，一口气拘了二十多名村民，屈打成招，又当众砍了其中七人的脑袋。
事后，他将涉案两家的上等水田二百亩判为“逆产”，一大半落进了自家腰包，只拿出些许打点省城的上司。结果，上司非但不查，反而褒奖他“铲除隐患，办事果决”，立即将他列保升迁。
尝到甜头的陈兆棠，从此彻底沦为以杀立威、以威敛财的恶吏。
1903年前后，他被调往广东，先是署理惠州知府。惠州山多，会党与盗匪盘根错节，陈兆棠眼里这全是金矿。他发明了一套“清乡自赎”的法子，每次带兵下乡，先将整村男女统统赶到晒谷场上，四周架起快枪。
然后派出衙役挨户传话：想证明清白，按人头交“自新捐”，每人五两；要是全庄凑不齐，便是通匪窝点，血洗不饶。惠东白花镇有个靠贩盐起家的富户赖家，自恃与省城有旧，不肯就范。
陈兆棠派人半夜往赖家院墙里扔进几把火铳和一方革命党的告示，次日便以“窝藏逆党”为名，将赖家三十余口锁拿入狱，田产店铺尽数充公。赖家上下变卖首饰又四处告借，凑足两万两白银送到衙门，人虽放了出来，家业却已经化为乌有。
比敲诈更血腥的是他对待被俘者的手段。1905年冬，陈兆棠打探到归善、博罗交界处有一伙数百人的山匪，派人传话愿意招安，承诺头目可以编入巡防营吃皇粮。
匪首信以为真，带着手下三百多人下山缴械。陈兆棠在营中摆下酒席，暗中在酒里掺了蒙汗药。众人药性发作后，他让亲兵将大小头目尽数擒拿，又将三百多匪众全部驱赶到东江边的沙洲上。他甚至连做样子的审讯都免了，只用马鞭一挥，刽子手们从早砍到晚，沙洲被血浸成了绛紫色。
随后，他让人把砍下的首级用石灰腌好，装了几十个竹篓送省城报功，号称“一鼓荡平积年巨匪”。上级不明就里，通令嘉奖，他由此得了“屠伯”的恶名。惠州百姓夜间哄孩子都不敢提狼，只说“陈兆棠来了”，啼哭便会戛然而止。
1909年，陈兆棠升任潮州知府。这里濒海，华侨众多，他又嗅到了新的腥味。他的差役把守着各大钱庄和邮政代办所，凡有海外侨汇，一律抽扣三成，名曰“海防捐”。澄海有个侨眷庄氏，儿子在南洋苦熬几年寄回三百银元，被扣去一百。
庄氏婆媳上门哀求，陈兆棠眼皮也不抬，丢下一句“再敢啰嗦便以接济革命党论处”，吓得二人连滚带爬逃了出去，从此不敢申诉。对城内的大商户，他更是制定了轮流出“贡”的规矩，每逢年节寿辰，各商家须按时奉上至少五百两的“贽敬”，稍有迟缓，便会有侦缉队找上门来。
如此搜刮数年，陈兆棠名下聚敛的财产据说不下百万两。可他万万没有料到，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，广东各地的新军和会党迅速响应，潮州城内也燃起了反旗。
1911年深秋的一个夜里，革命军里应外合攻破府衙，守军几乎未作抵抗便倒戈。陈兆棠匆忙换上破旧长衫，企图从东门混出城去，被守门的革命士兵一把揪住，认出便是那个“屠伯”。
他被押到公众面前时，往日被他害得倾家荡产的人们几乎要冲上来将他就地撕碎。革命军首领拦住人群，提出十万赎命的条件，本意是榨出一笔军资。陈兆棠却死死认定这场革命长不了，省城的援兵随时会打回来。他咬紧牙关，一个字也不吐口，就那么梗着脖子，死守着那些他再也花不着的银两。
十三声枪响过后，屠伯伏法，潮州城的阴霾终于裂开了一道口子。那些他欠下的血债，至死未还分文，却在枪声中划下了终止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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